半个月后，我们在民政局的调解室里坐下。
这是离婚前的最后一道程序。
调解员是个中年大姐，看着我们交上去的材料，叹了口气。
“没有财产纠纷，没有债务纠纷。你们这账，算得可真清楚。”
宋昱平坐在我对面，双手紧紧交握在桌面上。
他的眼底满是红血丝，显然已经很久没有睡好。
“我不离。”
他声音嘶哑，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。
“星禾，房子归你，存款归你，以后我所有的收入都打到你卡上。”
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哀求。
“只要你不离婚，怎么罚我都行。”
调解员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又转头看向我。
我拿起桌上的签字笔，拔下笔帽。
“宋昱平，你还是觉得问题在钱。”
这句话，让宋昱平的身体猛地一震。
调解室很安静。墙上的挂钟“嗒嗒”地走着，每一秒都清晰可闻。
他终于明白，他弄丢的不是一笔账、一段婚姻流程。
而是一个曾经全心信任他的人。
他把公平当成亲密关系里的最高原则，却只对妻子执行公平。
他把体面、耐心、慷慨都给了外人。
最后才发现，婚姻不是账目平衡表，爱也不是精确到小数点后就能长久。
“签字吧。”
我把协议书推到他面前。
“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。”
宋昱平盯着那份协议书看了很久。
久到调解员都准备出声催促的时候，他终于拿起了笔。
落笔的那一刻，他的手抖得厉害。
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难看的墨迹。
走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，冬日的阳光有些刺眼。
宋昱平站在台阶上，看着我。
“星禾，以后照顾好自己。”
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把离婚证放进包里，转身走向了地铁站。
晚上，我独自去了老城区的河边。
就是妈以前常带我散步的那条河。河堤翻新过了，但岸边那棵歪脖子柳树还在。小时候妈牵着我的手从树下走过，她说，这棵树长歪了也没人砍它，因为它自己还在往上长。
这一次，我没有买昂贵的仪式，也没有分摊账单。
我只花了几块钱，买了一盏最普通的白莲灯。
河风依然很冷，但我穿了足够厚的羽绒服。
我蹲在台阶上，用打火机点燃了灯芯。
暖黄色的火苗跳动着，照亮了水面。
我把河灯轻轻放进水里。
看着它顺着水流，平稳地向远方漂去。
不用再等谁来替我挡风，也不用再因为谁的偏心而感到委屈。
我站起身，对着夜空长长地呼出一口白气。
“妈。”
我在心里轻声说。
“我有地方去了。”